文化殖民？潛移默化，從小建立整套親殖民者的思想體系，最後懷疑批判自己母體。最近讀到林行止先生的兩篇文章，指台灣有論文探討冷戰時代，台港兩地與內地的文化戰！資料證實當年極受歡迎的「年輕人周報」，甚至是「兒童樂園」，都是中央情報局於幕後策劃。當新世代已經忘了冷戰為何物的時候，這種文化滲透於奧巴馬任內再次啟動，香港作為中美交鋒前線，好應小心防範及處理。

這是林行止先生的觀點-

一、讀了一本書，想起去年底一宗本地傳媒似乎未有報道的「舊聞」。
 
二○一六年聖誕前夕，快將離任的奧巴馬總統，以美國傳媒的說法，「靜悄悄地簽署」（quietly signed）一份送給美國人民「有害的聖誕禮物」（dangerous Christmas gift），這份「禮物」，便是「兩院」於此前大約半個月通過的《國家防衞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2017）。奧巴馬不欲廣事宣揚的這份聖誕「大禮」，是夾雜於六千一百九十億（美元．下同；明年的預算再加五百四十億）國防預算中一項不起眼的撥款。美軍南征北伐，美國擴軍黷武，大增軍費，已是常態；令筆者眼前一亮的是《反假情報及反宣傳法案》（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Act），所獲撥款僅八億元，是國防經費的零頭，本來不值一寫，但此撥款的主要用途指定在「訓練新聞工作者」及資助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智庫和破譯其他國家針對美國的假消息（Fake News）的私人公司，便大堪注意！顯而易見，從今年開始，美國政府會假上述這些「民間組織」（包括紙媒網媒智庫等）之手，「反擊對美國不利的宣傳」，其最終標的在向全球推廣美國價值觀及令當局願見的「新聞故事」成為世界媒體的話題。
 
這是冷戰後美國第一次撥款成立「反宣傳」專項，「筆」指中國，若隱若現。據主催此事的共和黨參議員羅拔．波特民（R. Portman）在討論應否提出此法案的座談會上指陳，中國近年年年耗資以百億計從事海外宣傳（包括在各地成立「孔子學院」），除宣揚全方位崛起的成就及鼓吹其政經制度世界最佳最有效率之外，還把在南海填海建島說成理所當然。中國單方面的宣傳令西方人民將信將疑，已是了不起的成果。對於這些被美國極左極右分子視為「歪理」的道理，奧巴馬政府終於認為美國不能坐視不理，應主動帶頭給予迎頭痛擊。「反宣傳」其實是「宣傳」美國政策的法案，這份獲國會幾乎全票通過的「禮物」，正合對中國絕不友善的特朗普政府所好，今後會全力以赴且增加撥款，不在話下。
 
二、資深傳媒人都知道，在五十年代以降數十年，美國所做的文宣工作如水銀瀉地。以香港為例，美國「有關部門」（國務院？）假駐港領事館的新聞處（成立於一九五三年的「美新處」於冷戰結束後約十年的一九九九年被取消），以種種名目資助本地的反共文化組織及年度邀請新聞工作者「赴美考察」（《信報》多名編輯包括內子均曾應邀訪美；筆者則於任《明報晚報》副總編輯兼《明報》財經版編輯時被邀），在美國的行程非常緊湊、充實（費用全免外，還獲發若干現金作為購書錢），行程包括出席白宮總統記者會，「觀光」歷史名勝、環保工程，先進工業等，在「社會賢達」家中過宿（筆者的居停主人，記得的有聯儲局理事及加州大學某校區校長），非常「正路」，與「反共」絕不相干。換句話說，美國只在把其傳統文化及先進科技精華介紹給海外傳媒（筆者那一次還有來自南韓、日本、馬來西亞和寮國的新聞從業員），當然希望受邀者有所感而為文「美言」，推介美國繁榮興盛及民主自由，也許因此能把歌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言文比下去。不過，對此美新處並無「跟進」，即對受邀者有否撰文「讚美美國」，全不理會。至於那些受資助的，當然都是「反共」媒體和文化機構。由於美新處從不公布受資助個人和單位的名單，究竟什麼個人和法人獲「美援」，至今仍撲朔迷離，只有傳聞、未見真身。還有，美新處當時出版一本月刊《今日世界》，當然以介紹最新美國人事物事為主；其同名出版社，則請本土作家學人，翻譯多本或經典或新銳的美國名家小說及非小說，筆者濫竽充數，翻譯一九七一年諾獎得主西蒙．庫茨內斯（顧志耐）的《現代經濟成長》（S. Kuznets: Modern Economic Growth），「稿酬從優」，不在話下！
 
中國崛興、蘇聯體解、冷戰結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九一年），美國「對外宣傳」迫切性相應下降，相關撥款大減甚至連有關機構都被裁削，美國文宣工作不若前主動，其影響力漸漸式微。近年決心在國際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則全方位主動出擊，在文宣上頗有所成，為了在這方面和中國對着幹，美國終於重整旗鼓，打出「反宣傳」（anti-propaganda）的旗號，重啟冷戰時期的海外宣傳攻勢！掏腰包用納稅人的錢「自我宣傳」，對於這個自稱「世界最強」、言論最自由（包括政府不干預）的國家領導人，實在有點難為情，奧巴馬於是悄悄簽署，不想張揚。
 
在冷戰期，美國的文宣工作重點在歐陸、英國和拉丁美洲，時移事易，世界政經軍事重心從上世紀末已在亞洲，從今而後，其文宣將聚焦亞洲，不難理解。香港作為亞洲最重要的國際城市，這裏在各方面都較自由，紙媒網媒俱旺且有名目繁多的「研究所」和智庫，其工作人員背景複雜，美國的「反宣傳」資源較易滲透，不言而喻，自律和獨立的傳媒工作者應打醒精神，知所警惕，以免被利用而捲入中美「文鬥」的政治漩渦。
 
三、現在一般人提起「三毫子小說」，都說是環球出版社（東主羅斌）所創，其實不然，它的出現，可追溯至一九五五年「美新處」出版的《小說報》，《論文》引述名作家劉以鬯的話︰「由『美新處』的高級職員背後操縱的虹霓出版社出版的《小說報》，稿費高，有『三毫子小說』之俗稱」；在該刊發表小說條件之一是「必須有反共意識」。《小說報》停刊後，羅斌的「環球小說叢」取而代之。資料顯示「環球」從一九六一年起，每十天推出一種三十二開本的「環球文庫」流行小說，每冊四角，那等於說三年多來出了一百七十九期的「三毫子小說」告一段落。當年盛行一時的「小小說」，不論售價三角或四角，都染上濃濃的反共色彩。
 
《小說報》停刊後，「美新處」主辦及「支援」的刊物有《今日世界》、《亞洲畫報》、《兒童樂園》、《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祖國周刊》和《人人文學》；而體制上形式上為「非政府機構」（NGO）的「美資」出版社，則有亞洲、友聯、人人和自由。被網羅為「香港美新處聯合編輯計劃」當「編輯顧問」的學者作家名單，十分耀眼，計有錢穆、陳伯莊、楊宗漢（翰）、梁寒操、羅香林、王書林、丁乃通、簡又文、唐君毅、宋奇（淇）及馬鑑；除宋奇時任職「美新處」，其餘俱為港大、新亞和崇基的教授（時聯合書院尚未成立）。五、六十年代香港「綠背文化」鼎盛，不難想見；當年飲「美奶」的作家不少享譽甚隆，如方龍驤、遲寶倫、李維陵、易君左、陳俊人（萬人傑）、南宮搏、董千里（曾為《明報晚報》主筆）、齊桓（孫述憲）、黃思騁、王敬羲、潘柳黛、馬朗及彭歌等，皆在本地擁有大量讀者。
 
「美新處」通過這些「外圍」組織，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反共宣傳和推廣美國價值觀，惟它的工作必須「隱蔽」即只能半公開進行，所以有此需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此為國共之爭，美國只宜扮演「權力中介」即「保持中立」（一如今日之於台灣和釣魚島）的角色，如此才不致直接捲入國共鬥爭的漩渦；其一則如鄭樹森教授在《從諾貝爾獎到張愛玲》一書的觀察：「在五、六十年代意識形態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明顯缺席的反倒是港英殖民地政府，其角色近乎『裁判』、『警察』，遇有哪一邊越位過火，就進場緩衝」；「主人家」英國人坐山觀國共言文之爭，作客的美國人便知進退、守分寸，不會做出令主人下不了台的事。英國人的政治權術（Statecrafts）確有過人處，她的置身事外，令有關各方都不敢太過分，如此才造就香港的「安和利樂」，成為各色人等均可在此相安無事自由活動的大都會！
 
顯而易見，在「美新處」卵翼下出版的書刊，在戳破中共假大空的宣傳及共產黨無償為人民服務的假象上，成效甚著；不過，在「小說化」過程中，內地一些消極現象亦無可避免被誇大……。「美新處」邀約（「主題」書寫）的《憤怒的江》，是作者南宮搏據一九五四年長江大水災（張公堤決堤）的實況加工渲染（加鹽加醋）而成，「美新處」大感滿意，因為它暴露了中共黨人「假裝為人民服務的冷漠」，同時揭露了「在蘇聯專家協助下」中共有能力防洪不過是一句空話！
 
就「美新處」大搞文宣活動的目的，其在香港的工作，大收成效、物有所值，是彰彰明甚的。對於大部分有難民身份的港人來說，除加深對中共真面目的認識，還有因此培養出欣賞西洋文學作品的積極意義。「美新處」的出版物，特別美國經典小說的翻譯，所起作用，與那段時期的粵語電影不少採用西洋古典音樂中旋律悅耳的樂章為配樂一樣，令觀眾對古典音樂發生興趣；「美新處」的書刊撩起不少讀者對西洋文學的好奇進而設法讀「原典」，在提高這個難民城市的人文質素上，居功至偉──這也許正是經濟學家所說的「預期之外的結果」吧。
 
四、和《論文》幾乎同時「出版」的〈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下稱〈推手〉），作者為浙江大學教授張楊，原刊二○一五年第二期的《當代中國史研究》，今年一月四日多維新聞「摘要」轉載，改題〈遏制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創辦背後的美國因素〉。
 
顧題思內容，本文是作者據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館藏「亞洲基金會」（下稱「基金」）檔案的資料寫成，對在「一九六七年以前一直接受中情局資金資助」的「基金」，如何在香港從事「（美國）政府樂見其成但又無法直接參與的活動」，特別在資助本港「大專院校」上的工作，有具體翔實的論述。必須一提的是，該「基金」亦是個「隱蔽組織」，其運作是「讓所有的美國援助都隱在台後，實際事務則讓亞洲人出面。」「基金」的任務在「整合」解放後不到兩年間湧港七萬一千多名難民中約二萬五千名知識分子，其「第一注」二十五萬美元的經費，來自艾森豪威爾總統（一九五三─六一在位）就職後不久的美國政府，而其目的在「有選擇地幫助在香港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美國這樣做的長遠目標，在「扶植並支持中國內外反中共力量，以抵制北京政權的控制」。「基金」自定的工作範圍，除「尋求反擊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反擊共產主義的宣傳」，還致力於「破壞滋養共產主義的土壤。」這正是「基金」定下大力贊助中文高等教育為其政策的依據。
 
被「基金」外圍組織「孟氏教育基金」（下稱「孟氏」）招攬協助其推動這項工作的「知名華人學者和教育家」，有嶺大前校長李應林和新亞書院院長錢穆，他們知否「孟氏」資金來自中情局，外人不得而知，但肯定他們了解「大老闆」是「亞洲基金」。
 
為了「與左翼支持下的中文書院及知識分子進行對抗」，「孟氏」資助的書院共九所（光夏、廣東、華僑工商、新亞、珠海、崇基、文化、香港書院和廣僑），除提供名目繁多如教職員薪酬、學生宿舍、圖書館的資助，還向「所有中文書院在籍學生的百分之十五提供獎學金」。追求知識之外，尚受「經濟誘因」吸引，八所書院（不計廣僑）的學生由一九五一—五二年的七百七十二人增至五三年的一千四百人，一九五四年（加廣僑）更達二千餘人（當年港大只有學生數百）。學生人數大增令「書院領導層」有「結成一體」的想法，經過長期醞釀，一九五七年，崇基、新亞和聯合這三所中文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經過與港府多次調協，終於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立。
 
美中不足的是，〈推手〉在美方對各院校的資助上有很詳盡的報道，但成立中大它究竟出了多少錢，則隻字未提，僅說「如果沒有基金會的援助，中大的成立還要推遲許多年。」
 
無論如何，美國直接間接的經濟援助，「整合」了逃難來港的學者和教育家，各書院的學生大幅增長以至中大的成立，令中情局反擊共產主義的短期目標與長期推動「文化自由」觀念、「借美國對文化的寬容態度來展現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肯定大有所成；而中大的成立，無疑是美國「文化自由」觀念的最佳體現。就此角度，在這方面「出錢出力」的美國是大有所獲的。
 
五、回歸快二十年了，本港各大專院校已明顯「染紅」，「美帝餘孽」亦應清除乾淨；北京要在香港推動國民教育和要學生認識中國歷史，以期二○四七年中港有無縫接軌的人文基礎，無可厚非，便如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一樣，特區政府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在貫徹上，筆者以為不是易事──困難程度不下於為第二十三條立法──那不在美國文化與價值觀已深植港人腦海，而是北京強加於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學生的「教科書」，除了「價值觀」需時調適，其所涉的「歷史」，泰半為經不起查證，在此資訊流通露通的時代，賣假藥固屬犯法，賣不確資訊肯定無人會接受，如果強來，反抗之風必再起。作為中國一部分，認識中國，大有必要，但港人要的是真實的中國！
 
2017年3月22日, 30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