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文化藝術的責任，究竟該歸到誰身上？這好像永遠都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曾經在政府工作過的何志平坦誠指出：大家都有責任。
「政府的普及做得不夠，沒讓大眾所有人都接觸到藝術。這是政府責任。但也不是所有事都政府做完。藝術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它是美好生活的必需品。所以怎麼才算夠呢？永遠不會夠，我們對藝術的需要就像海綿，無論多少都能吸收進去，政府推動這件事時首先要提供環境，所以我們需要西九。」
香港歷史上，建設每一個大型公共表演場地似乎都經歷過天翻地覆的爭執。何志平回憶：「過去一直都沒有一個公共藝術表演場地，直到有了大會堂，但剛開始建大會堂時你看當時的立法局辯論，吵翻天啊，大家說香港哪有人去啊？香港又沒有表演團體又沒有樂團舞蹈團，弄這大地方1600個位置幹嘛？看大戲大戲棚才幾百人嘛。反對聲一片，可當時那個總督葛量洪，他自己喜歡聽古典音樂，所以大力推動大會堂建設。」
同樣的故事，到了建文化中心時又再重演--當時一樣在市政局被人罵到死，大家質疑，建個歌劇院到底有誰要來啊？大會堂都還沒坐滿。不過那任港督尤德是個歌劇迷，力排眾議，結果文化中心落成不到一年，全部book滿。
如此荒謬遺憾
人們對藝術的需求誠然如此，有多少都能被填滿。沒有時當然沒有，但一旦有，我們就會看到那個需求有多大。
所以何志平認為：「西九也該是公民社會主導，但西九是做給東南亞的，不是做給香港的，起初是想做成包括台灣、珠三角最好的文化中心。但現在珠海、順德、東莞陸陸續續都有了文化中心，而且每個都是抄西九模式：大歌劇聽、一個藝術中心或博物館，完全一樣。甚至連新加坡都是抄我們的，結果我們想出來，人家做完了，我們沒做。」如此荒謬，也如此遺憾。
講了這多，香港的文化政策是否一無是處？也不盡然。香港沒有專門的文化政策，或許只因文化政策包羅一切：人口政策、教育政策以及所有政府的公共政策，其實都同文化有關，差別只在文化的含金量多少而已。而含金量較多的公共政策其實有五個，在何志平看來即藝術（向前看的）、古物古蹟（回顧性的）、教育（普及性的）、語文政策與宗教政策。
他說：「香港需要選出一個有文化視野的政府，其中也包括選特首，我們需要有一個有文化視野的特首。」雖說香港文化力量，向來不在政府主導，力量一直在民眾與民間--因為香港是個多元化社會，文化力量也在不斷自我調整，但政府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覷。
記者追問，為何我們的政府不能像台灣那樣去鋪天蓋地用盡一切概念與可能性，將他們的藝術家推廣到世界各地？「因為我們的政府目前沒這種視野，當初我的建議是用進取式的文化政策，但有些人就覺得文化是不該用來進取的，文化是用來享受用來滋養的......」
無論如何，藝術是來自民間，正如文化是來自一代人的生活，不是某個人某少數人或某個政府可以改變和引導，綜合性的轉變，道遠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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